乡村善治，首先要善待乡村中的女性

面对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现状，乡村振兴公益项目应全面纳入社会性别意识。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中，乡村女性成为弱势群体中最为脆弱的部分。

继精准扶贫之后，乡村振兴方兴未艾，旨在顺应和实现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城乡融合、绿色发展、文化兴盛、产业重振、共同富裕等路径走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然而，乡村善治须先善待乡村中的女性。对于中国公益慈善界而言，则要大力倡导在乡村振兴公益项目中融入社会性别意识。

如果性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物特性，那么社会性别则是后天获得的一种地位，是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形成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社会强加的性别的社会关系产物。

社会性别被视为社会权力结构下女性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现代公益项目中非常重视社会性别视角，要求在公益项目相关性、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管理成员和受益人等各个方面体现性别意识，以期对于男女性别失衡的社会权力结构予以一定程度的矫正。

从女性视角出发

有些公益项目的宗旨和使命便凸显社会性别视角。

例如中国儿基会的“春蕾计划”，目的在于保障贫困女生受教育权的实现。该公益项目始于1989年，当初正是意识到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又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我国不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依然存在文盲，而其中女性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而且这个问题还会延续下去，因为当时人口普查发现失学儿童达到483万人，其中女童比例高达83％。

“春蕾计划”应运而生，旨在救助中国贫困地区的女童重返校园。截至2019年10月，“春蕾计划”累计筹集社会爱心捐赠21.18亿元，资助超过369万名贫困女童、援建1811所春蕾学校、发放217万套护蕾手册，获得2784万人次捐赠，并因此获得2019年CCTV年度慈善特别奖。

正是因为对于社会问题的精确分析和把握，并通过公益传播让这份理念深入人心，使得认同这些理念和解决方案的捐赠者慷慨解囊，共同助力保障女童受教育权的实现。

2010年9月，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中学，凤桂鲜在课间时和孩子在一起。凤桂鲜曾是红瑶女童班“春蕾计划”的受益者。

有些公益项目直面困境中的女性，以女性为主要受益人。

例如旨在反对家庭暴力的公益项目。这些项目无论是为维权女性提供法律援助、庇护场所还是进行个案深度援助或者社会倡导，都着力于解决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困境。

尽管男性也有可能沦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数据显示，家庭暴力案例中近九成为男性对女性实施暴力。所以此类项目尽管不仅仅拘囿于女性为受益人，但是事实上受益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女性。此外，反性骚扰的公益项目也是如此。

有些公益项目中女性是项目执行人。

旨在赋能困境女性发展、传承非遗文化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天才妈妈”项目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为弥补留守儿童亲情缺失而推动的“童伴妈妈”计划均属此类。

前者通过扶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非遗带头人，凭借能力培训、创意支持、传统纹样创新应用、产品供应链升级、销售渠道拓展等全面赋能“天才妈妈”，带领当地困境妇女改善生活状况，提高其家庭和社会地位，同时保护和促进传统手工艺的发展。

后者则在在留守儿童问题比较突出的项目村，聘请儿童守护专员——“童伴妈妈”，依托当地资源建立作为儿童活动场所的“童伴之家”，组建和培育儿童关爱志愿者队伍，共同为农村留守、困境、重病重残等儿童开展关爱服务活动。

本文作者金锦萍，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图/本刊记者 张旭

全方位纳入社会性别意识

不遑多论，上述以女性问题为宗旨和使命的公益项目天然就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但是公益项目不应止步于此。面对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现状，几乎所有的公益项目均应纳入这一视角。

有些公益项目若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则无以完全实现公益目的。以突发事件应对为例，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女性往往是主要受害群体之一，但是女性的一些特殊需求可能没有被关注和满足，例如女性卫生用品。

2020年武汉突发新冠疫情，各种救灾物资尤其是防疫物资需求陡增，而且当时在武汉一线参与抗击疫情的大多是女性医护工作者，但遗憾的是女性卫生用品却未在救灾物资表单上，因此备灾物资中没有此类物资，而运输此类物资的卡车也不能进入绿色通道。幸好后来专门有公益慈善组织启动相公益项目及时弥补。

但遗憾的是，社会对此依然缺乏必要认知，今年西安疫情期间某女生因隔离时恰逢生理期无卫生巾可用而哭诉，居然被某知名作家斥为矫情。所以在呼吁将女性卫生用品纳入救灾物资储备的政策倡导同时，社会倡导也刻不容缓。

若缺乏社会性别视角，那么以救助女性为目的的公益项目很有可能偏离其公益目的而遭受批评。

2021年8月，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青年志愿者在马头镇科技村“希望小屋”里为女童讲故事。

较为典型的依然是“春蕾计划”。2019年12月17日，有网友在微博质疑“春蕾计划”与蚂蚁金服公益合作的互联网公募项目“春蕾一帮一助学”存在“擅自改变资助对象”问题，将以“资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继续学业”为由筹得的善款同时用于资助男学生；在质疑材料中，该网友还爆料，“春蕾一帮一助学”项目学校昭觉县民族中学100名受助生中有47名男生，且帮扶对象出现了19岁“大龄”男高中生。

网友发出质疑当天，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即进行了官方回应称：“经核查发现，‘春蕾一帮一助学’（亦称‘春蕾计划’）项目本批次资助的1267名高中生中，有453名为男生。该项目在该网络公益平台筹款之初，资金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女生。

但在今年项目执行过程中，有部分极度贫困地区学校老师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工作人员反馈，当地贫困家庭男生也亟需帮助，希望该项目施以援手。综合考虑为儿童谋福祉的宗旨，以及助力2020年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该项目在保证大多数受助者为女生的前提下，开始资助部分男生。” 从中可以解读出，儿基会认为这一项目是在不违反基金会为儿童谋福祉的宗旨范围内，在保证大部分受益人为女性的情况下，将受益人范围扩展至部分男生。

2020年7月中旬，湖北恩施，妇女到果园采摘水果。

但是儿基会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回应未能回答网友的疑问：为什么明明是资助困难女生的项目却将部分资助挪作他用？其实双方的争执并不在一个焦点上：网友（包括捐赠人）在意的是公益项目目的的变更，而儿基会的解释仅仅着眼于受益人范围的变更，却没有意识到这里受益人范围的变更已经构成对于公益项目目的的变更。

殊不知，公益项目的目的一旦确定不能轻易变更，因为只要项目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尚未解决，那么公益项目还是具有社会问题相关性的，并应该一直坚持下去。除非公益项目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公益项目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或者目的实现已因情势变更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变得极不经济时，才可以根据特殊程序进行变更。

“春蕾计划”以救助失学女童为己任，恰是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所设置的公益目的，若要改变这一目的，除非重新审视（甚至不排斥重新评估）“春蕾计划”所聚焦的社会问题，即三十年前所存在的女童失学率畸高的社会问题是否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这一社会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那么“春蕾计划”需要继续前行。

2004年，河南孟津，古村寨拱门，村口照看孩子的妇女。

有些公益项目旨在扶贫，却在改善妇女处境方面发现惊喜。

例如“小额信贷之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先生在当年接受采访时说：“在我们银行的639万借款人当中，96％是妇女。传统的银行通常拒绝向这些没有经济保障的穷人和妇女发放小额贷款，我认为这种情况极不正常。因此，在小额信贷之初，我设定了男女借款人各半的比例。一开始，这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必须说服妇女接受贷款。当我提出要贷款给她们的时候，她们会说，不行，你不能把钱给我，你还是给我丈夫吧，家里的钱都是他管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规律：妇女得到贷款后，一个家庭更容易受益。妇女会把钱用在刀刃上。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决定给予妇女优先贷款的权利，并开始提高妇女在借款人中的比例，直到今天达到96％。”

这一比例在2019年尤努斯来到中国宁波演讲时又有上升，据他在演讲中透露，900万借贷人中女性占到97％。他非常骄傲地说小额信贷的意外之喜便是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我们的故事不止于资金，格莱珉银行讲的是一个变革，女性变革，以及整个孟加拉国变革的故事。”“20年前如果外国人去孟加拉国农村，所有的女性都会冲回家里躲起来。但是今天在孟加拉国，女性都会走到你身边和你交流。”

致力于其他慈善目的的公益项目也该如此，因为从事抚老项目时会发现女性老年人居多；从事助残项目时又会发现大多自闭症孩子由妈妈独自抚养，而这更加剧了女性的贫困；从事就业创业支持项目时，会发现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更为频发。

2013年9月8日，江苏省赣榆县塔山镇前进村妇女在赶制柳编工艺品。

乡村振兴首先要改变乡村女性地位

乡村振兴必须面对乡村中的女性。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中，乡村女性成为弱势群体中最为脆弱的部分。

例如，众所周知的是，农村女性土地权益受损现象仍时有发生，而土地权益将直接关系到女性的成员权、经济权利和公共事务参与权等；同时农村女童辍学失学现象依然存在、买卖婚姻未能绝迹，而女性被拐卖被性侵的案例也时有发生，与老龄化社会伴随而来的农村老年女性的养老问题也更为突出……

所有这些均在叩问当下在乡村振兴领域执行公益项目的慈善组织和志愿者们：当我们以振兴乡村为己任时，我们是否具有相应的必须的社会性别意识？

所有公益活动和项目，无论是常态的还是突发事件应对的，都应充分体现社会性别意识。应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制定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项目的评估标准所应考量的因素之一。

公益慈善组织要积极在组织建设治理和公益项目研发执行中纳入社会性别意识，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同时推动国家和政府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充分考虑社会性别议题，并系统梳理现有法律规定之不足；在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培训时，应纳入社会性别意识的养成课程，使其具备自动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学界也应有所作为，为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乡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充分理论支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CNSPHOTO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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